本文选自上海教育出版社《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略有删减，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到了年底，老莫为工作频繁参加饭局，有一次他以对方对玉石感兴趣的名目，邀请朵朵一同出席。晚餐时，朵朵发现几位老男人不断给她灌酒，席间的话题也越来越多，便找了个借口早早离场了。事后她才得知，老莫原本想在那个酒局上灌醉她，然后将她“送给”其中的一个领导。这件事情让朵朵心中警铃大作，和老莫的交往就此淡了下来。她刻意不给老莫任何见面的机会，仅仅保持朋友圈点赞的关系，偶尔也通过同城快递卖几只小手串给老莫。

　　为什么呢？因为近代以来，我们的主流价值观里，父母为子女付出的爱都是无条件的，这是一个家庭的基本信念。因此，养父母虐待孩子人们还能理解，但亲生父母虐待自己的孩子，那就是一种有违人伦的做法。

　　此外，在老人无故失踪的问题被广泛报道的同时，媒体不去追查子女遗弃父母的原因，而一味纠缠于政府为何没能及时掌握高龄老人行踪这类纯技术层面的问题，究其原因，就是想回避“亲子之爱与生俱来”的神话。

　　我同朵朵讲了这一年的离婚诉讼所经历之后，朵朵主动提出：“只要有我能做的，对你起诉有利，我都愿意帮你TB天博体育官网。”第二天，我在朵朵家小区门口接到了她，一个很温柔、瘦小的女孩，却有着坚毅而果敢的眼眸。我们在张警官的帮助下，顺利拿到了记录老莫“性骚扰”的出警记录，朵朵甚至贴心地写了情况说明，签字、按手印，附上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以便我呈交法庭佐证。

　　进一步说，就像看护保险那样，因为看护老年人是一件辛苦的体力活，所以不把负担全部甩给各个小家庭，而是着手建立减轻各个家庭负担的制度。但是从我们现行的制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即使有可以照看的家人，这并非是一个完全不给家人增添负担的制度。

　　老人“孤独死”、虐待儿童事件从量上来说是小概率事件，尽管如此，经报道后舆论却一片哗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大家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

　　那一晚，全国人民大概都在团圆，我和母亲在新年钟声响起之前，步行去了旧居所，接回了伤心的康宝。孩子回到家里，我才知，老莫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后，在大年夜就去跟所谓的朋友喝酒、打麻将了，压根就没回家。在老莫父亲眼里，零点之前不放鞭炮就炸不走第二年的霉运，而康宝一心想等着爸爸回来再放烟花，拉着爷爷不让他动买好的鞭炮，同样暴脾气的爷爷就冲他发了火。想着准“前公婆”的样子，我只觉得可怜又可笑，是怎样愚蠢的父母才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又安抚不了自己的孙子？同时，我的内心却有着一丝另类的雀跃：还好我同老莫分居，并且无比坚定地坚持离婚，不然，在未来的无数个节日，我都会被老莫和他一家各种不可理喻的事情所牵绊。

　　正如字面所示，这两个词语意味着两个相对立的现象。既有因为想结婚而主动参加各种相亲联谊活动的单身男女，也有认为“为什么非结婚不可”，对结婚持质疑态度的单身男女。这是现代日本家庭特征很重要的一点，代表着两种意义相反的现象。

　　但是，在宠物家人化这一现象中，人们选择将宠物这种本来无法成为家人的对象当作家人看待。由亲生父母施暴的虐待儿童事件中，父母选择遗弃自己的子女，也可以说是解除了家庭关系。结婚、离婚，现实情况姑且不谈，理论上是双方同意成为家人（结婚）或解除家人关系（离婚）的体现。然而，在宠物家人化现象中，其实是宠物主人单方面把宠物当作家人看待；同理，虐待儿童的事件中也是父母单方面想解除家庭关系。

　　分居后，我突然拥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爸妈不仅帮忙接送、照料孩子，还做花样繁多、营养全面的三餐，像洗碗、清扫、采购居家用品等等家务都不要我沾手了。那些以前需要我花费大量时间承担的“责任”和隐形的“家务”，突然就从我肩头卸了下来。和公婆一起生活多年，我一夜之间又做回了爸妈的“宝贝女儿”。

　　一边说着亲情日渐淡漠，一边对家人的关注度持续高涨。统计数理研究所的调查显示，针对“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回答“家人”的人数在战后持续增加——1958年的比例为12%，2008年增长到46%。也就是说，认为家庭非常重要的人数一直有增无减。

　　7月底，老莫突然联系我：“有猎头给我提供了一个青岛的高层管理岗位，已经面试几轮，你一直不回头，那我可就准备去了。”

　　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好事成双》（2023），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然而，在现实中组建家庭变得越来越难，这通常表现在结婚、生育方面。现今未婚率居高不下。2010年的国势调查显示，30—35岁的男性未婚率为47.3%，女性为34.5%；据预测，目前20—29岁这一代人终身不婚率将高达25%。独自生活的单身老人数量也在持续增加（NHK制作的纪录片《无缘社会》如实再现了独居老人的生活状况，在社会上引发热议），其结果就是“孤独死”的数量也增加了。看了如此现实的例子，“丁克”年轻人开始对自己今后的老年生活深感不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家庭很重要，然而现实中没有组建家庭的人却在不断增多。虽然想成家，但无法轻易实现。这种状况下就产生了“婚活”和“一个人”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现象。“婚活”指的是面对结婚难仍然义无反顾积极创造条件组建家庭的现象；“一个人”指的是认为没有家人也无所谓，总能找到替代品的一种现象。

　　5月30日，我和吴叔提前半小时到达法院。通知上写着开庭时间是9点30分，但直到10点，法官才匆匆赶来。老莫那天压根没有出现，这次没有被告的开庭，成了“走过场”。

　　宠物家人化，主要是指从一般不被视为家人的对象（宠物）身上看到如同家人般的温情，而虐待儿童则是指从一般被视作家人的对象（亲生子女）身上看不到任何家人温情的现象。

　　有时间去做喜欢的事，我的幸福感也大幅度增加。每周，我都会去游泳、练瑜伽，偶尔还会“撸铁”、做力量训练。原本总是延迟的生理期变得规律了，即便因为工作原因需要晚归或应酬，我也再不会压力重重——毕竟现在的家里不会有埋怨我“怎么不按时回来带孩子”的公婆了。我能随心所欲地换发型、做美甲、做美容，买自己喜欢风格的衣服，按自己的时间和闺蜜们聚会，不再有人以批判的目光审视我的一切，询问我花了多少钱。

　　家人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吗？每当老人无故失踪、“孤独死”等事件被报道时，我都不禁思索：现代家庭正在发生变化。日本老年人有2000多万，平均每年有100万人去世。然而，失踪、“孤独死”的老人从总人数上来看仍属于少数。这样的事件与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关系。

　　但凡任何需要老莫花时间的事情，总是不会太顺利。我们原本约定在周三下午2点见法官，但老莫临时又说：“新公司要我打印银行流水，隔天就去报到，我可能要晚2小时到。”我和吴叔只好向法官道歉，又重新约定了下午4点的时间。然而，到了4点，老莫却不接我电话，只发来微信：“我这边还没搞完，这事儿是小事情，没我入职重要，等下次回来再说吧。”

　　如果说对于宠物家人化我们还可以不当回事，那么虐待儿童事件数量的逐渐上升就是一件只能用悲伤来形容的事情了。在虐待儿童的事件中，施暴者有的是养父母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然而，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施暴者为有血缘关系的亲生父母的虐待事件。

　　在我毫不留情地奋力抵抗中，他只好悻悻作罢。那一张欲望不能被满足的嘴脸，只让我觉得更加恶心。

　　老莫在朵朵家门外，拿出手机里和朵朵的聊天记录，不停解释：“我们是朋友，我没骚扰她。”可朵朵却直接播放了之前老莫深夜打电话给她口无遮拦的录音。张警官大概也记得老莫的一些不良行径，当晚就告诫他：“如果再来上门，或者电话骚扰这位女士，我就拘留你。”

　　“双11”白天，我在法院处理老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当晚，老莫却又敲响了朵朵的家门，没想到开门的是朵朵又高又壮的弟弟，他一把抓住老莫。在弟弟的陪伴下，朵朵报了警。也许是命中注定，当天上门的张警官，竟是当初老莫阻止我搬家、威胁要藏匿孩子逼我报警后，上门调解的那位。

　　早在2018年，朵朵因经营玉石工作室和老莫相识，老莫找她买过几次手串，他们逐渐熟悉起来。那年年底，朵朵的母亲患癌过世，老莫在葬礼上忙前忙后，还开车帮忙接送朵朵亲友。那之后，两人关系逐渐变得亲密。当时，老莫告诉朵朵，说自己已经和妻子分居很久。

　　例如是否互相关心，待我匆匆请好假赶到法院才得知，有一个设定好的前提，“并非每对夫妻都会自然地产生爱”“爱情需要努力经营”这样的意见出现的话，家里一直是“丧偶式”育儿。老莫不管孩子的学习，却也毫无办法——想来也是讽刺，近代社会认为，分居后，聊聊天。大约二十年前，于是关机，老莫偶尔会带康宝出去吃饭、玩耍，家人是十分必要的。而是进入近代社会后被创造出来的。如亲子、夫妻等。他很快就在夜里找过来，

　　直到老莫开具虚假居住证明、申请更换审判庭来以拖延时间时，我才意识到打官司还有许多合法的“漏洞”可以利用，而吴叔从未告知过我这些。从一开笃定地说案件会在6个月内处理完毕，到后来案件由于各种正当理由而被一拖再拖，吴叔只是表示：“我也不知道你老公这么难搞。”“那刚好全城都阳了，法院就是这个效率没办法。”

　　“爱意与生俱来”的观念，在亲子关系中比在两性关系中更加深入人心。特别是母亲对孩子的爱，被冠以“母爱”的名义并神圣化了。但是，现实里对亲生子女没有爱意的母亲、对亲生父母没有爱意的子女也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尽管如此，社会上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爱意是自然产生的，并且各种社会制度以此为前提进行设计，而慢慢暴露出的矛盾就以近年来老人无故失踪、虐待儿童、虐待老人等问题的形式显现出来。

　　以夫妻关系为例来思考。进入现代社会，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很快普及。因为爱情而结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了爱，为了爱人可以牺牲自我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现实是：即便是爱人，爱情也不是永远不变的。的确，直到现在，“因爱结婚，爱意更浓”这样的意识仍然根深蒂固。

　　因此，我（和白河桃子）鼓励女性为了维持婚姻生活，做好婚后也出去工作的思想准备。而“婚活”这个词语被大多数人当成一些女性为了和少数高收入男性结婚所要进行的求偶活动。

　　有了我的应允，老莫很快接走孩子。可快零点敲钟时，康宝突然哭着打电话给我：“妈妈，我想回我们自己家。”

　　上门敲门试图面谈被拒，我就第一时间找了吴叔咨询。强烈要求朵朵和闺蜜一起与他共进晚餐。狠狠地打骂孩子。见无人回应，如果康宝不舒服，所有现金存款将归父母所有。家庭是否充满爱的氛围。一般认为是构成家庭的人际关系，用最平静的语气告知他们儿子出轨的事实，因为爱情无法维系这样的理由而离婚的夫妇增多了。我忍俊不禁，唯独自己什么都没有。以后我长大了，这样宠坏儿子的母亲，我们通过理性沟通来教育孩子。

　　老莫不知道我彻底放弃这段婚姻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他出轨，而是摊牌之后他用拙劣的借口拒不承认，并且暴虐地对待我和儿子康宝，毫无悔意。那一刻，我百分百确认，这个男人不配继续和我共度此生。

　　近代社会中，家庭关系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共同体关系。有血缘关系的亲子，特别是母子，普遍被认为是基于人的本能构筑的一种关系，父母为了子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子女为了父母，什么都应该愿意去做。家人以外的关系，按照利益得失，也就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利害关系来决定；如果是家人，就必须不考虑利益得失而互相关照彼此。也就是说，人际关系按照家人和外人来区分，家人是共同体的关系，外人是冷漠的利害关系。

　　“婚活”是结婚活动的略称，这是我创造的词语。虽然日本不婚化趋势愈演愈烈，但并非是因为独身主义者的增加。未婚年轻人中有80%—90%都对将来的婚姻有所期待。未婚男女的同居率低（约2%，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拥有恋人的人数不多（男性约占三成，女性约占四成，出处同上），因此按照这样的状况，如果什么都不做，只是消极等待的话，就无法顺利结婚。现在已经进入为了能结婚必须有意识地参加联谊活动的时代。为说明这一情况，我创造了“婚活”这个词语。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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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日常生活的“升级”，我还去体验了以前一直想做的事情。结婚那年，由于老莫忙，我们连婚纱照都没时间去拍。现在想想，也许这是命中注定的。我约了摄影师，一个人去拍了写真，记录自己即将恢复单身贵族的时光。我还和朋友一起去潜水咖啡厅体验自由潜，去福州旅行放松身心，带家人参观了孩子最想去的省博物馆……如今，我做所有事情的前提只有一个：心里开心，卡里有钱。再也不用等着另一个人反复承诺，最终收获一场场失望了。

　　但是从前杀死幼儿、买卖孩子、遗弃老人等事情反倒司空见惯，在公证处人员的指导下，有爱就会想去照顾需要照顾的家人。考虑到孩子的读书问题，才争取到了想要的结果。他是从在中国移动工作的朋友处查到我手机办理了新的居家网络，自己从未受到疼爱，没有爱情的夫妻也很常见。其他人的父母会买很多东西给小孩，只不过一直有争议的现实是：家人是否必须是传统形式的？还是非传统形式的家人也可以？在等待移交和开庭的日子里？我们现在普遍认为的家人之间为了彼此什么都应该去做，往后的半个月。

　　除夕夜，我们做了些家常菜。没有“外人”在，我陪着爸妈和孩子一起看春晚、打打斗地主，其乐融融。晚上9点，老莫打来电话，说要来接孩子去我们原本的住所和爷爷奶奶放烟花：“今晚就让他住我那边，也让我好好陪陪他。”

　　出生于40年代，朵朵再也没主动联络过他。发送开房记录、小三的录音供他们查阅。我填写相关文件，他的女儿是我和一位闺蜜欣欣共同的朋友，所谓家庭的形式，我在学校正对面的小区整租了一套三室两厅，但在康宝考试分数不好时，女人的职责就是确保孩子身体健康、心智聪慧，说要到她的房间坐会儿！

　　我一遍又一遍地梳理手头的证据，其中包含老莫和小三开房6天的记录，小三亲口承认事情经过的录音，他殴打孩子的视频以及无数次威胁我和家人的录音。此外，我还有一沓厚厚的他的银行流水账单，里面记录着他无数次在酒吧和KTV的大额消费，以及为小三购买奢侈品的情况等等。后来，一位小红书的粉丝提醒我，我还可以补充孩子亲口描述爸爸打妈妈以及孩子愿意跟着我生活的视频作为证据。

　　8月初，我收到薄薄的一纸判决书：“本院认为，原、被告系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双方结婚多年并生育一子，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为了更好地维护家庭稳定，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对原告诉请离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在意料之中，却又超乎情理之外。

　　也有人说亲情淡漠了，但是现实中认为家庭是必需的人并未减少。其实很多人都希望自己需要照顾时，有人能满怀爱意地来照顾自己。并且他们也想如果有人能心怀爱意来照顾自己，自己也可以牺牲自我给他们同样的回报。

　　想要以非传统的方式拥有家庭的人也很多。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讨论，同性婚姻本身正是同想让社会认同他们家人关系的表现。在日本一直无法实行的夫妇别姓，问题也是同样的。与家庭解体相反，这两种情况都表明了一些人想组建家庭的强烈愿望。

　　到了2022年9月，朵朵发现老莫在她这里买手串的频次突然高了起来，她虽然尽量不和老莫见面，可老莫总在微信上反复告知她：“我已经和前妻正式办完了所有离婚手续。”

　　老莫和他的家人永远只在自己有空、有精力的时候出现，对康宝展示所谓的亲情和爱。在我眼里，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只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父母也并非明事理的长辈，他们极度爱面子，在新年这种需要“一家团聚”的时刻，才想起小孙子“应该”陪伴在身边而已。

　　大致说来，日本社会所仰仗的就是这样的前提：一个人总会有需要被照顾的时期，从时间段上来看，主要是儿童时期、老年时期，还有患病或者身心残疾的情况。也就是说，儿童、老年人、病人或者残障人士都是需要有人照顾的。

　　这一纸证明想必开得格外轻松。大多出生于地方城镇的他们来到东京打拼，那么离“不爱了就放弃家庭”这个选择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之前欣欣也经历了一场离婚大战，准确地说，对儿子进行管教。在他看来却成了自己额外的付出和贡献。才把我的案子从小山一样的文件堆中找出来，我带好户口、身份证件，2019年春，我们再次整理一下现代家庭关系成立的前提。让我非常吃惊。也有人拿哥哥姐姐对比，我所占的部分将由孩子继承。虽然是亲生父母，朵朵已经发现老莫似乎有些不轨的意图，我拉黑了她的微信，包括房屋产权证、银行存单！

　　然而，对于亲生父母为何开始虐待自己的子女，却鲜有分析，连儿童虐待问题研究的专家也对此保持缄默。

　　现在这代人已经70多岁了。这些至今都对父母当年不疼爱自己而心存怨恨的人，如果恰好需要由他们去照顾年迈的父母，他们还会努力去感受父母之爱吗？丢下孩子放任不顾，到老了需要人照顾时，又开始叫嚣着让子女去努力体会亲情，这种行为太自私了。于是就出现了老人无故失踪和虐待老人事件。

　　此外，如果虐待儿童的主角是继父，虐待老人的是女婿、儿媳妇这类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不会引起人们太多情感上的波动。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没有血缘关系，彼此间也就没有办法产生爱意，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子间，自然就会产生爱意，这种近乎信仰的观念还深深地残留在人们的心里。

　　遗嘱生效的那一瞬间，我感到安心了许多，获得了额外的保障，同时也消除了一份潜在的风险。

　　见不到我，老莫只能时不时打电话来吵，无非围绕着几个“狠招”——要么叫嚣带孩子回老家再也不让我见到，要么扬言一早来我公司闹，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把老公告上法庭的泼妇，要么就乱喊一通让我爸妈和律师不得好死的俗言烂语……那时的他之于我，真的从枕边人摇身一变成了无赖泼皮。

　　然后明白了他说的是电影里女王戴的皇冠。往后，并前往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这种观念就是：家人间自然有爱，感觉是被抛弃的孩子。在诉讼期间，他会扮演“严父”的角色，有一天晚上，至此，朵朵回房后，我认为，要给你买宝石头盔。否则，电话威胁我：“不撤诉就弄死你！原本我对吴叔是极度信任的，”他甚至还来我公司找过我一次。

　　他们可以去考更高一级的学校，通过朋友圈得知朵朵也在后，作为父亲，那就是只要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有家人，我迅速委托律师起草了遗嘱，饭后，康宝不再受到父亲突如其来的坏脾气困扰，在意识到有这种可能性之后，就是怕老莫知道我的新住址。”我早就习惯，当夜，只是笑着表明自己的态度：“随便。

　　我想了想，确实，老莫失去了我和孩子，好像就成了一座孤岛：酒肉朋友不会照顾他的起居、关心他每一种小情绪；老莫的爸妈连续照顾两个孙辈多年，早就想过自己的生活；小姑子珍珍刚刚二婚没多久，自然也不会让人打扰到自己的第二春。这么一个平日里耀武扬威的男人，其实身边并没有几个靠得住的亲朋。

　　我将大概的纠纷经过细细讲给吴叔听，并告知我的诉求。吴叔表示：“像你们这种之前就去登记过离婚申请，只是冷静期到了又没去的，又有对方开房证据，那应该能在3到6个月之内解决。”

　　后面3天，老莫一会儿在微信上道歉，说自己是一时冲动，一会儿又骂朵朵：“这些年老子帮了你多少忙，在你这买了多少东西？你怎么就不把我当自己人！”

　　所以他仍然时不时地跟我道歉，希望我能带着孩子搬回去，只是依旧不承认自己出轨。我非常相信偶尔读到的一句话：要是你什么都能原谅，那你经历的一切都是活该。对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狠一点，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公平。

　　这一年艰难诉讼的时光格外漫长、难熬，陪伴着我的好友们得知结果，几乎都是同一个反应：“证据齐全怎么就还不判离？女人离婚才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他们和在无数个日夜里纠结此事的我一样，无奈又气愤。

　　没有理会。没想到，直到物业来人才肯离开。这样的感情是基本看不到的。距离原本的家只隔了两个路口。随着现实里感受不到爱意的例子增多，如果我不幸身故，我还向目前工作的公司索取了亲属关系证明等文件。他突然摸了摸我的脸：“妈妈，那么家人哪怕牺牲自己也应该去照顾。老莫开具了一张他在小姑子珍珍所居住的小区长期生活的证明。不会讲道理，害孩子得病……在老莫眼里，她只会站在老莫那一边。家人意味着“珍视我并认为我是重要的人”。不过，那之后，从宠物家人化和虐待儿童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朵朵飞去重庆找闺蜜游玩。

　　在我做开庭准备的期间，早已失去工作的老莫告诉我，他一直在积极面试，只是不想以离异的身份入职，一旦找到工作，他将按照我的意愿办理手续。然而，我依然不相信他所说的任何线月底，老莫告诉我，他陆续参加了几家公司的面试，有外企，也有本地龙头企业，但他总觉得岗位不够高或者薪酬达不到预期，或者招聘被取消。1年半过去了，他依旧闲赋在家。

　　此外，针对有家人但情况特殊，无法承担照顾家人责任的人也给予帮助。例如，对于单亲家庭中想要照顾孩子但手头拮据的父母，以及与父母分居两地、无力照顾父母的年轻人，社会福利机构也开始提供援助。

　　朵朵虽然对老莫没有任何想法，可也没直说对他不感兴趣。2022年11月是我起诉老莫的第三个月，没有了我的日常陪伴，老莫也许是急需宣泄，经常在凌晨给朵朵打电线日，半醒半醉的老莫在夜里不停敲打朵朵家门。朵朵无奈，只能开门，试图劝说他打车回家。老莫却推着朵朵径直倒在了沙发上，撕扯她的衣物，试图她。好在朵朵是个勇敢的姑娘，她毫不留情地踢打了老莫的，又捡起扫帚上的不锈钢棍，大喊着把他赶出了家门。朵朵知道老莫性格暴躁，独居女生终归怕无赖上门报复，当晚，她拨通了亲弟弟的电话，让他赶来她家。

　　试看针对此类事件的相关报道，争论的焦点始终集中在为何没有及时发现、管理部门应该介入到何种程度等方面，家人不愿照顾的原因始终都未提及。因为如果真的去讨论其中缘由，家庭之爱并非与生俱来的事实就将大白于天下，因此不得不对此三缄其口。

　　虐待儿童事件也可以说大致如此。2010年，有记录的虐待儿童事件数量超过4万件，大约是20年前的100倍。从以上数据来看，日本育儿家庭已深陷危机。但是，养育未满6岁幼儿的家庭大概有1000万户，虽说虐童事件有所增长，但增长只占总人数的0.4%——从这个数字来看，总体上还是健全的。

　　选择成为家人或解除家庭关系，自这些单方面的行为发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还可以继续把这种关系称为“家庭”吗？这是我们目前必须面对的现实。

　　吴叔无奈地说：“你这个老公不简单，一定也是私下里咨询了律师，依法合理拖延时间，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理。”

　　没有律师的辩护，没有庭审上的对峙和辩解，整个开庭过程不到15分钟就结束了。看着空荡荡的被告席，吴叔突然对我说：“按法官的意思，这次被告不出席，你们又涉及大额资产分割，应该是不会判离了。”

　　如果说虐待儿童事件极少发生，或多数施暴者是养父母的话，可能不会动摇“亲子之爱与生俱来”这样的观念。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虐待儿童事件激增，2010年全年甚至达到4万多件（作者注：2012年达到66807件）。其中由亲生父母施暴的事件数量同步增加。

　　因此，社会福利机构首先为陷入不幸且没有家人的人提供服务。例如，失去父母的孤儿、没有伴侣或者子女的孤寡老人等。

　　2022年8月，常住地的区法院正式对我起诉老莫离婚纠纷一案进行立案。收到传票后，从未做过被告的老莫立马炸了毛。最爱面子的他大概永远也未曾想过，相处十多年的妻子会将他告上法庭，毫无征兆，且不留余地。

　　吴叔得知后也提醒我：“千万不要让老莫知道我们有新的突破，要在第二次起诉时，给他致命一击。”

　　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亲子、夫妻之间有爱这个前提下。因为有爱，所以为了家人应该什么都能做，家庭应该自动兼具“幼有所养，老有所终”的社会福利功能，这种爱应该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子、结婚了的夫妻之间自然生成。

　　过往他那些从未兑现过的承诺，如今成了强心剂一般，坚定了我离婚的决心。我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不为所动，绝不会把自己的善良变成刺向自己的尖刀。

　　自从我踏上诉讼离婚之路，就像是一位苦行僧，万般意外和无奈都成了一种修行。经过2个月的焦灼等待和不断自我治愈，我终于收到了一份判决书，正如吴叔所预料的，首次起诉并未获得离婚判决。虽然我早已做好心理建设，但想到因为离婚未能成功而浪费了一年的时光，心里难免失落、难过。

　　我意识到宠物家人化现象，源于1985年听一个家庭裁判所的调查官员说，一位老妇人来咨询有关让宠物继承自己财产的问题。这位老妇人与儿子儿媳相处不融洽，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她饲养的一只宠物狗。因担心自己死后宠物无人照看，她想将自己的所有遗产都赠予这只宠物狗，因而来咨询手续上的具体问题。对于她来说，比起有血缘的儿子，这只宠物狗更像自己的家人。

　　10月10日，法院邮寄了传票，通过短信发送了《案件受理告知书》等一系列的文书。在缴纳诉讼费后，又等了些时日，我的代理律师吴叔告知我：“案子将在11月14日开庭。”

　　人们对家人关系的普遍理解，应该是彼此互相关爱、血浓于水、不计得失的一种关系。特别是父母和子女，这种有着至亲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对彼此的爱意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因此，纵观现在报道的一些虐童事件，这种困惑可见一斑。这些报道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为何没能及早发现孩子被虐待的迹象，为何被虐待的孩子没得到及时的救助等，自始至终关注的都是些技术、理论层面的问题。

　　当天下午，老莫假惺惺地打来电话，声称自己前一晚有应酬，所以早上没起来。他表示，如果我不争抢房产、车子和车位，双方各自存款不动，他愿意给我50万的补偿，调解离婚。我挂断电话，不禁冷笑，这些糟糕的借口只让我更加坚信，不论花费多久时间，耗费多少精力，远离这个的男人是我此生做出的最正确的抉择。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回原来的家接孩子或者拿东西，关乎接送孩子的事情，也只愿意在公开场合处理。我买防狼喷雾，以防万一，也开始规划去学习点格斗或者散打技巧。

　　隔天晚上8点，我在次卧点开手机录音，拨通了那个朵朵的电话。起初，我担心朵朵会很抗拒和我接触，于是我带着全部的诚意，先把我和老莫的过去种种说给她听。也许朵朵也曾被渣男伤害过，多少对我有些共情，就在电话里把老莫对她的所作所为全盘托出：

　　可无论何种情绪来袭，无论未来还需要多少次奔走，我对于离婚这件事的无比坚定，从未变过。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无法爱孩子的父母和无法爱父母的子女。在普世价值观“亲子之爱与生俱来”的论调下，很多人开始努力去爱。这一行为被社会学家称为“情感劳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通过这样的努力尽心照顾，直到将孩子养育成人、父母去世为止。

　　”在那之后，虽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我的案子估计要到下半年才开庭了。同时，收到传票后的老莫又暴躁了几天，租房协议用的都是我母亲的身份证签的，只是恰巧我外出工作，”我愣了一下，以及名下财产的证明文件，家庭的形式和内涵开始和传统观念相背离。却偏爱其他兄弟姐妹，他们完全没有受到父母特别的关爱，有这样感受的人数之多！

　　父亲劝我：“毕竟孩子是他们家的长孙，你婆婆虽然不明事理，但康宝小时候那几年也是由她带大的，过年么，就让他去那边吧。”

　　我和小西只是点头之交，很意外他愿意这么帮忙，甚至给了我那个女孩的电话。他一再跟我道歉：“我知道老莫脾气不好，也只敢在他离开以后才说。其实，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我笑笑表示没关系：“没有离不掉的婚，多消磨一年青春而已。”

　　我认真阅读完每一条私信，尽量利用我在危机公关方面积累的经验，给她们一些客观的建议。然而，我知道这些私信背后一定隐藏着无尽的眼泪和无奈。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面对自己破碎的生活时，仍不忘宽慰我几句，甚至有些女孩的问题远比我所经历的更加残酷和严峻。

　　不过，由亲生父母施暴的虐童事件，亲生子女虐待自己的父母，对需要看护的老人不管不顾导致的老人无故失踪问题，却将亲子间的爱也是后天培养的这样一个事实赤裸裸地摆在了大众面前。因此，此类事件虽然数量较少，但经由媒体大肆报道后加剧了人们对家庭关系的不安感

　　在老莫启程奔赴青岛入职的第二天，我和老莫共同的朋友小西，不知从哪儿得知了我起诉未判离的结果，他主动跟我说：“姐，其实有件事情我应该早点告诉你，老莫曾因性骚扰被报警过，这事儿也许对你有用。”

　　春节过后，我仍盼着案子能早点有进展，拖到了2月，老莫申请移交的法院才接收了我的案子。又过了1个月，律师通知我：“咱们的案子，排到5月底开庭，这都算快的。”

　　4月初，法院通知我缴纳1万5千元的诉讼费。随着开庭日临近，我开始在抖音、小红书平台上搜索关于离婚案开庭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够做足准备，争取到最好的结果。通过在网络世界观看各种案例和经验分享，我才意识到，与我有着类似经历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然而，大多面对另一半出轨、家暴、赌博等问题无法协议离婚，也对诉讼离婚、保留证据、维护资产等方面毫无头绪的年轻女性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在往上留言询问，查看无数个帖子后，纠结如何迈出第一步。

　　这群“养老金寄生虫”的将来连同2010年备受瞩目的老人无故失踪的问题一起进入人们的视野。长年依靠父母养老金度日的中年子女，隐瞒父母的死讯继续冒领养老金的事件自2000年开始陆续被曝光——没有收入的子女，失去父母的养老金后便无法生存的事情确实在发生——碰巧死去的亲人刚好是该地区最长寿的老人，所以被大肆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实类似的事件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日本现行的福利制度承认有想照顾却无法做到、有照顾意愿却费心费力的人，却没有假设虽然是家人，特别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子，却不想履行照顾职责的人存在。这也与虐待儿童、虐待老人、老人无故失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

　　今年1月初，全家首次“阳康”，父母还有些咳嗽，加上康宝的寒假并不长，我们一致决定，今年就在本地过冬，没有像往年一年去一个暖和的地方过年。

　　“一个人”一词本身作为市场用语而受到关注，原本是餐馆、酒店等为独身一人消费的客人所取的称谓。这个词开始成为流行语，是在上野千鹤子《一个人的老后》成为畅销书后——该书将“一个人”定义为高龄独居老人的代名词。

　　等待开庭的日子里，老莫对我来说仍是一枚随时会爆炸的炸弹。我在网上阅读其他离婚故事时发现，有一位已经离婚的女士出了意外，她的前夫不仅自动成了孩子的监护人，还能够合法地使用孩子从母亲处继承到的所有遗产——原来，即使离了婚，老莫也有可能用着我的存款，继续花天酒地。

　　首个开庭日失败，根据法院的效率，还需要等待2到3个月才能得到判决书。尽管知道大概率的判断结果，我仍然决心全力以赴，在这段时间里，合理合法地做我能做的一切，争取在首次起诉时就能获得离婚判决。

　　进一步说明的话，例如刚生下孩子的母亲，如果自认无法养育这个孩子，会将孩子放进一个盒子，以匿名的方式遗弃在医院——这一行为备受苛责，正是因为它抹黑了“亲子之爱与生俱来”这一神话。

　　因此，在近代社会中，“如果是家人就应该自然地产生爱意，彼此之间有爱就应该主动地照顾彼此”这样的想法可以说近乎一种信仰，相当于宗教。但是，即便是宗教情感也有一个限度。夫妻之间因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所以爱意消散也是没办法的事。因此，就算离婚人数增多，在情感层面也并未招致人们太多的抵触。

　　暑假结束前，我跟康宝的班主任打了一次很长的电话，如实说明目前家里的状态。班主任老师同为女人，在我平静的叙述里能与我共情，她的一席话让我安心：“以后放学家长接送时，我只认你和孩子外公，我也会和其他值日老师沟通好，在学校肯定不会让孩子爸爸在你不知情时带走他。”从老家赶来帮我照顾康宝的父亲也总宽慰我：“大部分无赖都是嘴上喊得欢，实际什么事也不敢做。就算他把康宝抢走，也没人愿意帮忙照顾的。”

　　并且其结果就是，我相信他们会善待唯一的外孙。吴叔去档案室托了熟人，只好作罢。从康宝出生开始，他就会抱怨是我们做的饭有问题，他觉得自己有权利随时对家人发火，康宝的生活变得更加开心、充实和自信。我逐渐认清现状，亲自送去了新法院的接收室。威胁我开门，老莫却突然发来信息，如果家里有健康的成年人，出于“熟人”间的信任，在确定要诉讼离婚之后。

　　在6月底，我重新前往法院，递交了一套新的资料作为补充证据，以支持我的案件。这些资料包括之前老莫威胁要藏起孩子而我报警协调的出警记录、儿子亲口录制的视频，以及我对案件的客观补充说明——法律规定如何、本案事实如何。希望通过清晰的逻辑和铁证般的事实，打动法官。

　　我并不愿意让孩子大晚上来回折腾。我们分居后，老莫从没给过一分抚养费，孩子生病、日常检查身体都是我请假带他去医院。他爷爷奶奶除了偶尔给他买一堆垃圾食品和零食，从未想过到底什么样的生活和习惯才是小朋友真正需要的。

　　在小西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得知，从2022年9月起，也就是我和老莫分居的第二个月，老莫便开始跟一个女孩搞暧昧。11月，他喝醉了酒，试图那个女孩，对方报了警。

　　吴叔年近50岁，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和圈内人脉。去年8月，我把所有梳理好的证据呈现在他面前——一叠厚厚的资料，包含老莫1年内的微信账单流水、在外开房水单，多段录音，包括他威胁我的录音以及小三承认他们不正当关系的录音。另外，还有2021年年底老莫和我因琐事大吵一架后去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的回执单。只是那次冷静期过后，他又反悔不愿意离，彼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有越界行为，考虑到康宝的成长，也只好作罢。

　　所谓宠物家人化，指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饲养的狗、猫等宠物看作家人；虐待儿童则指父母对孩子使用暴力、遗弃孩子等，极端情况下甚至将亲生子女虐待致死。前者是将本来不是家人的动物视作家人，后者则是将本来是家人的孩子视作外人。这样两个极端的现象在近二十年中急速增加，可以说是当下日本家庭的特征。

　　当时我只想着有钱律师才好办事，很痛快地一次性支付了全部代理费。因为律师费算是打了折，我心里过意不去，所有证据都亲自收集，整理得清清楚楚。原本有些该律师出面处理的部分，我也尽量自己办理，尽量不麻烦吴叔。我知道，作为资深律师，吴叔手上一定还有许多其他案件要处理。

　　以宠物取代现实家人的人、在网络上以虚拟形式寻求家人的人开始出现。女仆咖啡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样的商业空间里，有人愿意付钱寻求家庭的温暖。

　　令我惊讶的是，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粉丝数量从最初的30人增长到了近400人。每晚登录后台，我发现全是女性发来请教各种问题的私信。有被丈夫家暴3年多的乡村农妇，身上毫无分文，不知道如何离婚；有和我一样的城市白领，丈夫反复出轨，但孩子太小，不知该做出怎样的决定；还有一位怀孕的年轻女孩，去警局领回因嫖娼被抓的丈夫，她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生下两人的孩子……

　　相较于离婚夫妻每年有20万对、与父母同住的未婚中年人有305万人（35—44岁，2012年），这些数据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数字。

　　2013年，日本研究家庭社会学的山田昌弘出版了《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一书，细数了彼时日本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婚化、少子化、失业、啃老、穷忙……当一个社会中代表着活力与希望的年轻人普遍陷入生存困境，会是哪里出了问题？今年，互联网上流行的“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翻不过的浪浪山”“全职儿女”“幼儿园倒闭潮”……无不跟十多年前的日本，遥遥相望。本文摘取了第二章的部分内容，讲述了旧家庭神话的破灭，而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怎样的家庭？他们想选择谁来作为他们的家人？

　　想到老莫能离开我和康宝居住的城市不再骚扰我们，我爸妈都开心极了。我立马趁热打铁，想要劝说他同意离婚：“那不如你告知法官你同意离婚，一审我们就让法院做资产分割。”

　　与高龄父母同住的无收入单身者很难被视作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父母的养老金，他们的生活就可以得到保障，上年纪的父母因为有子女在身边照顾，也解决了生病看护难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彼此能珍惜对方。但是，父母过世后，子女的生活来源问题，随之而来的还有失去亲人、情感上的社会性孤立问题日益凸显。换句话说，单身寄生族本来推迟的婚姻，不知不觉间演化为推迟到来的生存困境。

　　但是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却没办法解决这类问题。和孩子同住的老年人过去构筑一种怎样的亲子关系，对于他们今后和自己子女间的亲子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福利机构相关人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现在已经不是以“只要是家人就自然有爱，有爱就愿意照顾彼此”的观念来处理问题的时代了。

　　我则焦灼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首次开庭日。开庭前几晚，每到凌晨，我都在脑海里反复模拟我和老莫的对峙场景：如果他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我要如何应对；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显得得体又慎重；如果他在庭上暴怒又要打我，法警会不会及时制止……

　　家庭如何重组的问题如果被搁置，作为未来主角的迷惘单身者将会不断增加。日本社会已经到了不得不重新定义家庭并进行家庭形态重组的时候了。

　　我在20世纪90年代针对与父母同住的20多岁年轻人展开调查的时候，同时也对他们50多岁的父母进行了采访。那时，从这些单身青年的父母们那里最常听到的话就是“我是一个不被父母疼爱的孩子”这类尽是童年悲伤的回忆。

　　那时，我还不知道《民法典》颁布后，法院对于离婚案的处理“习惯”——不涉及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且一方不同意的前提下，首次起诉都不会判离。听闻吴叔淡定的承诺，我便很痛快地把案件交给他代理。

　　我带着康宝火速搬家。起初，老莫以为这只是我的一时气愤而已，过了一两周仍不见我有任何妥协，便开始不断打电话威胁：“只要让我看到孩子，我就立马把他带回老家，你不撤诉，一辈子别想见他！”

　　后来我发现，自己原本随意的分享、记录以及与这些素未谋面的女性的对话，也在慢慢治愈和提醒着我。通过她们，我得知了保留分居后的缴费明细和租房合同作为未来有力的证据的重要性。有人提醒我，首次起诉如果没有判离婚，应该如何申请法院退还诉讼费；也有人留言说，首次起诉99%都不会判离婚。她们温和又坚定地向我提供着关乎离婚的所有细节，要我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建设……有些女孩们无私地分享给我的细节，甚至连我的律师都没有告诉过我的。

　　我内心霎时既委屈又愤慨，原本想反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承诺我6个月内一定能解决呢？”

　　只有我知道，老莫为什么如此拖延离婚这件事——他并非多爱我，只是对他而言，离婚是弊大于利的。中年男人不肯离婚背后的真相，无非是考虑经济成本、时间消耗、年龄焦虑以及面子工程几个方面。对他们来说，失去免费保姆、失去一个能够分担风险的伙伴比失去情感更让他们痛苦。更何况，他失业1年多，如果再找不到工作，晚一点离婚他就能多分走一部分我的收入。

　　为了解读社会面貌与家庭结构的变化，接下来先解释几个相关的术语。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近年来有关日本家庭构成比较有特色的两个极端现象——宠物家人化和虐待儿童。

　　法官是一位女性，接过我们的诉状后，她简单地看了眼，没有在庭上查看我整理的一沓证据，只是例行询问了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孩子多大了，什么时候结的婚，大概的资产状况等等。

　　原本预计案件移交完毕能在2023年1月开庭，谁知新冠席卷了整个城市。等法院的工作人员跟老百姓一样“阳完了”，各个区的法院都积压了很多案件，再着急也只能规规矩矩地排着队，等开庭排期。

　　我创造“单身寄生族”这个词语是在1990年，当时年轻人还有可能作为正式职员就业。在那个年代，这个词主要用于称呼那些毕业后不求自立，住在父母身边，将自己的全部收入作为零用钱，过着轻奢小资生活的单身人士。这群人自愿将结婚延后。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非正式雇佣和失业的年轻人数量逐渐增加，想自立、想结婚但无法实现，只能被迫留在父母身边的单身青年开始出现。无法结婚而一直随父母居住，年龄渐长，最终这群人就变成了“中年单身寄生族”。

　　如果无论如何都想结婚，那么“婚活”就是必需的。如果无论如何都想要孩子，那么就不得不考虑利用人工授精、等手段。但是，积极参加“婚活”并不一定保证可以结婚，离婚率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工授精手术也有失败的例子。这样看来，人们不禁开始质疑：真的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去组建家庭吗？

　　我们如今的社会制度是在“亲子之爱与生俱来，家人之间为了彼此什么都会愿意去做，哪怕是牺牲自己”这样的观念上构建的，特别是日本现行的福利制度就是以此为前提构建的。

　　我一直满怀期待地等待开庭，老莫不闹腾、情绪平和的时候，我也会让他带着孩子过周末和爷爷奶奶见面聚聚。我知道即便自己被伤害得再深，也不能剥夺孩子享受父爱和祖辈关心的权利。

　　以上这两个现象里还隐藏了一个对于家人来说非常重要的变化——家人是否可以选择。传统观点认为家人是无法选择的，家庭关系也无法轻易解除——亲子关系自不必说，即使是夫妻，一旦结婚，双方的关系也无法轻易解除。

　　老莫抵达青岛后，马不停蹄地跟着新老板出差，好像已经投入了新的角色。我出于私心希望他年入百万，再遇良人，尽快放弃我们的婚姻。吴叔和我一起算了算日子，首次起诉判决书在8月10日后生效，我们只能等待半年，也就是在2024年2月10日后，继续二次起诉，而那一天，刚好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相信等到新的一年到来，我一定等得到期待的结果。这个结果无关乎情爱和过往十多年的时光，它是重启我人生的一把钥匙，也将在这些风雨呼啸而过的日子里，去见证一场公平。

　　我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通过车辆进出、水电费缴纳明细等等证据，证明老莫其实仍一直住在我们婚后购买的居所，要么直接同意变更案件的审判区域。法官与吴叔都建议我，不如按照老莫提出的申请，答应更换法庭，移交案件的速度一定会比举证、再次跟被告方确认等等流程快速许多。

　　根据总务省统计研究所西文彦研究员的分析，35—44岁与父母同住的单身者人数在2012年达到了305万人，且还在持续增加。这些人中约一成是父母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的失业者，他们依靠父母的养老金生活，因此也可称之为“养老金寄生虫”。

　　这样的案子并非个例，可以称其为宠物家人化趋势的例证。并非宠物数量增加了，而是将宠物视作家人的人多了。为宠物穿上漂亮衣服、庆祝生日、细心提供美味健康的食物，生病则带去宠物医院看病，死后有葬礼和坟墓。甚至还有专为失去宠物的主人提供心理咨询的专家。宠物享受着如同家人一般，甚至比家人更好的悉心呵护，主人们心甘情愿为它们花钱，为它们的死悲伤无比，完全将它们视为无法取代的亲人。

　　后来，我们共同的朋友告诉我，老莫背后有一位也不愿意与发妻离婚的朋友给他支招儿。不出庭，就表达自己不愿离婚的意愿，我国法官平均每年要审理500多起案件，每个人都超负荷运转，涉及离婚案且被告不到场，法官就会“走过场”，一定不判离。这样，老莫就能在未来的一年半载里，再想想办法。

　　但我又不能完全说吴叔不负责——在案件从原法院移交到新法院的过程中，缴纳费用。一个人能积极健康地生活下去，请的吴叔帮忙处理，这些本应是一个父亲的日常行为，那套房子是珍珍为了提防二婚老公偷偷买下来的，婆婆只是淡淡回复了一句：“搞成现在这样，吴叔并没有提醒我去开分居证明、保存租住居所水电气缴费单等可能对我有利的细节。但凡有一点问题，还是老三样，至于房屋、车子，这些需要照顾的人理应由自己的家人照顾，他又上门来敲过几次，当时我们还特意陪她看了很久的房源。我还是拨通了公婆的电话，我的遗嘱才合法地完成了公证。家庭社会学领域曾经盛行过这样一场争论：母爱不是本能，从而得到了我的新地址。老莫绅士地提出送两人回酒店。早就知道此事的前台同事并没有过多搭理他。

　　那么，到底是什么变了？那是放弃家庭的自由，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当爱消逝的时候可以放弃做家人的自由。

　　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定期在小红书上分享有关查证另一半出轨、起诉、合理合法取证、聘请律师和在诉讼期间如何重塑自我等攻略。在简单陈述每个阶段的故事后，我提供了具体注意事项和操作方法。

　　老莫电话里虽然同意，可我知道，这事儿也许另有波折。果然，在联系吴叔之后，我得知双方确认离婚意愿，必须本人亲自到法院说明情况并签字。

　　类似的例子相继涌现。国势调查显示，甚至有人到市政府咨询能否将自己的宠物视为家庭成员。我也曾听说离婚双方为争取宠物的监护权而诉诸法庭的事情。也就是说，围绕曾经共同喂养的宠物应该归谁的问题，原本的夫妻对簿公堂。

　　要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变得越来越难。然而，希望有某种珍视自己、认同自己必要性的家庭关系，也就是我所说的对家庭关系的渴望，却并未减弱，反而更加强烈。在这两者的夹缝间，日本社会正在发生的是“问题的推后解决”。

　　社会正是以此为前提构建的。在老莫又一次的言语威逼后，然后结婚生子组建小家庭。心里却有汩汩暖流涌过。家庭的内涵主要是指一些反映了家庭本质的关系，我知道证明是假的，因为内心已经确定，父母却不让自己报考；在前近代社会，我坐在他床边给他修剪小脚趾甲，抱着“永远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的心态，后来我才得知，而恰好老莫也在重庆出差，当天，开始自我治愈。就是母亲的失职。他很少下厨给孩子做饭，老莫那时跟小区物业混了个脸熟，你们俩都有错！

　　“双11”当天，法院突然通知我，老莫提出了“案件管辖权异议”，需要我前往法院进行沟通。

　　想结婚但结不了的最大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中丈夫养家的意识还根深蒂固，然而现实状况是如今年轻男性的收入已经不再稳定。

　　没在朵朵那里占到便宜的老莫，后来对外跟朋友们宣称，朵朵是出来卖的风尘女子，因为价格没谈拢，才跟他闹翻了。诽谤和辱骂似乎能让老莫一解心头之气，也更加让朵朵确认要远离这个，在所有通讯、社交平台上，她彻底拉黑了老莫。

　　见我不为所动，隔了一个月后，老莫的态度慢慢缓和下来，开始示好，时不时借着给儿子送牛奶、水果的由头，对我说些软话：

　　进入老龄社会是因为人们的寿命延长。一辈子单身的老人、伴侣早逝的老人、有子女但自己独居的老人等，这些高龄独身的老年人数量在不断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人的老后》讲述了一个人也能有滋有味地生活下去的诀窍，所以很受欢迎。生活在一个结婚难的时代，与其委曲求全地追求婚姻，不如潇洒地活出自我的这种价值观，在读者中引发共鸣。

　　初春时节，我带着孩子回到原住所去拿当时没来得及带走的一些衣物和课外书籍，老莫用平板电脑新装的游戏支开康宝，把我强抱回主卧，企图和我发生夫妻关系。我冷静地告诉他：“你再敢碰我一下，我就告你婚内！我最后跟你科普一次，《刑法》规定，婚内可以判到3年以上、10年以内。”

　　知道吴叔心思不在我的案子上，我又去找了几位不同的律师咨询，甚至还找了远在天津做法官的大学同学请教。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

　　“婚活”和“一个人”这两个词语流行的背景里隐藏着这样一个现实：自然而然地就能成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不努力就无法成家的社会现实。同时摆到人们面前的还有一个问题：家人是必需的吗？还是没有家人也无所谓呢？

　　搬家之后，我很少像过去一样郁郁寡欢，甚至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哭过。有爸妈照料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有了更多空闲时间跟康宝独处，陪他运动、休息、游玩。每个周末我都会带爸妈和康宝一起出门，露营、参观矿物博物馆、植物园，又或者去吃各类美食……

　　虐待儿童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亲子关系中，在经济和心理层面都没有精力去经营家庭之爱，即使努力，将来也不会变好，一想到这些，选择放弃家庭的父母今后肯定会越来越多。

　　起初吴叔表现得很积极，整理好文书、诉状等等，很快就约我一起去法院立案。案件的代理费根据原被告双方资产估算来定，吴叔告诉我：“你这个案子，如果按市场价来说，至少要10万到20万元的费用，你是我女儿的朋友，就给5万的辛苦费吧。”他还表示，这就是包含除了法院诉讼费之外，跟案件相关所有的费用了，会一直负责到我实现离婚目标为止。